文学论文：2001年国内辽西夏金史研究综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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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国内学者对辽、西夏、金这三个非汉族建立的王朝历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最令人高兴的是，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1991年第四届年会论文集《辽金史论集》第六辑（以下简称《论集六》）延迟10年后，本年度终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集收论文29篇，多为国内学者所作。张修桂、赖青寿编著的《辽史地理志汇释》和魏志江著《辽金与高丽关系考》两部专著本年度也分别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另外，本年度其他各种刊物上尚有相关论文100余篇。以下对这些论著分类择要介绍。

　　　　　　　　　　　　　　　　　　一、政治与制度史研究

　　郭康松《辽朝夷夏观的演变》（《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辽朝夷夏观的演变过程与中原文化在辽朝的传播与被吸收进程相一致。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第6期）指出：辽朝的汉文国号主要是针对汉人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的，由于对汉地统治的需要，曾几度变更，或称“大契丹”，或称“大辽”，或两者并用；契丹文国号则是针对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的，从现有史料来分析，契丹人可能始终都自称他们的国家为“哈喇契丹”。吴凤霞《辽代宫廷变乱与其制度的关系》（《河北学刊》第4期）认为传统的世袭制、皇室婚姻制度以及头下制度都与宫廷变乱的发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高平如、王凤岐《金代正隆始于甲戌年——兼介大金李汝为墓志》（《论集六》）据该墓志认为正隆年号不是从一般认为的丙子年开始，而是此前两年的甲戌年。王世莲《金代非女真族后妃刍议》（《论集六》）考察了她们的地位与影响。
　　王德忠《论辽朝部族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职能》（《东北师大学报》第6期）考察了辽朝部族组织的由来和延续、辽朝前期对部族组织的加强和制度调整以及部族组织的政治职能等内容。何天明《辽代夷离华院再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对圣宗太平六年之后夷离毕院的情况进行了探讨，得出辽代夷离毕院是作为“掌刑狱”的部门而存在的结论。李锡厚《关于“头下”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第2期）就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涉及头下的两个问题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一、王国维认为头下一词“本出契丹”，只是指此语本出《辽史》，并不是指契丹语的音译；二、学者们关于斡鲁朵是皇室头下之共识起源于对《辽史·营卫志》“宫卫”一目小序的误读，实际上，斡鲁朵与宫卫并非是一回事，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王善军《辽代籍没法考述》（《民族研究》第2期）全面考察了这项法律制度的内容及实施情况。陈广恩《关于西夏边防制度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对西夏边防将领的选派、边防军的职责和边防奖惩制度作了探讨。鲁人勇《西夏监军司考》（《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考证了西夏前中期监军司的增减、移置、更名以及驻地等问题。尚世东《西夏公文驿传探微》（《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根据《西夏天盛律令》等文献，结合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的驿路、驿馆、符牌和驿传制度等问题作了探讨。
　　对这三个王朝的政治和政治制度史研究，相关论文还有刘国宾《阿保机从无废长立次之志》（《烟台大学学报》第3期）、马希和徐世明合作《辽世宗遇弑原因试探》（《论集六》）、李范文《试论西夏与辽金的关系》（《论集六》）、刘华等《西夏天都监军司所遗址及神勇军考》（《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陈广恩《西夏兵器及其配备制度》（《固原师专学报》第4期）、董克昌《大金在东亚各国中的地位》（《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赵永春《关于宋金关系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宋馥香《金朝争夺燕云地区的策略探析》（《北方文物》第1期）等。

　　　　　　　　　　　　　　　　二、经济与社会史研究

　　马利清《从铸币业的发展看辽代经济的盛衰》（《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契丹本土铸币业的发展，除了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本国经济的盛衰状况。申友良《论辽代中京地区的开发》（《辽宁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这一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开发和利用是从辽代后期开始的。李并成《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对西夏统治河西走廊近200年间的开发经营状况作了较系统的探讨。韩茂莉《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从金代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和北京路的区域开发特征入手，探讨了政治、军事等因素对金代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阐明了区内主要农业垦殖区从西拉木伦河流域转向第二松花江至辽东一线的开发过程。王德厚《金代黑龙江地区城市经济概述》（《论集六》）勾画了这一地区手工业、商业、农业和其他行业的大致轮廓。
　　王承礼《契丹祭黑山的考察》（《论集六》）认为黑山为今巴林右旗的赛汗山。尚世东《党项盟誓制度探析》（《宁夏大学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