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梁文道商榷写作：文章写给谁看?

与梁文道商榷写作：文章写给谁看?
与梁文道商榷写作：文章写给谁看?

与梁文道商榷写作：文章写给谁看?
作者：周泽雄前些时,读到一篇质疑梁文道先生的网文.梁先生在《理性与感性》一文里提出了一个观点：“近30年来,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主张和政治哲学要比新自由主义更像共产主义”,为此,他向读者讲述了所谓智利奇迹,还插秧式地提及大量与当代智利相关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术语,包括我初次听说的“芝加哥男孩”.不用说,所涉内容均在我可怜的知识范围之外,若非有人质疑,我对梁先生非得连刮三目不可.那篇质疑文章似乎出自行家之手,作者辉格引用的大量数据,都对梁先生的观点构成了当头棒喝,“外行看热闹”的结果是：只要所引数据无误,梁先生的说法就岂止错误,简直可笑了.我说过,我缺少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在读到梁先生回应文章之前,不敢对此轻下结论.我以为,回应是必要的,要么认错,要么反击,没有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作家、文人中,我无数次见到一种用“不屑”来规避批评的行为,成名人物尤擅此道,只要鼻下轻哼一声,金蝉脱壳之余还能耍上一把鲲鹏展翅,一举两得之利,尽收囊中.不过以区区看来,假如有啥玩意是我“不屑”的,就是这等威猛其外、怯懦其里的“不屑”了,钱锺书先生概括过一种“实不能而佯不屑之情”,即此之谓.当然,以上只是顺嘴一提,并非针对梁文道先生,如你所知,梁先生是否回应,我还不知道呢.若姑且假设梁先生的文章写砸了,我们倒不妨借此探讨一个有趣话题：文章写给谁看?立志写给全世界男女老幼阅读的文章,大概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文人学者执笔,总有自己的假想读者,就像商人总有自己的目标客户,写给某类读者,一般也就等于把另一些读者排除在外.但高明的文字是这样：作者虽有自己的目标读者,却也随时准备面对所有读者.比如,安徒生的童话是写给孩子的,然成年人要读,安徒生绝不会心生怯意,连说“读不得读不得,小儿科小儿科”；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多是写给君主看的,但他们也乐意大臣和普通臣民阅读,以扩大影响；有些作者不打算为任何人效劳,他写作纯属自娱自乐,或专为排遣一己孤愤,比如陈寅恪先生晚年的若干文字,恐属此类,话说回来,如果其他学者有意研究并质疑问难,难道陈寅恪会大感惶恐不成?所以,哪怕假想读者是个位数,作品仍不惮于向计划外的高明之士敞开,才是真正可敬的文字品格,每一位不甘下乘的作者,都应具此一股底气.钱锺书以典雅文言撰写《管锥编》,言外自有一根“闲人莫入”之傲骨在,但他显然也欢迎所有人——无论你是中学生还是大学者——成为他的读者.若此论蒙您颔首,我们接着就会遇到另一类文字,其价值竟然不在于得到高明人物的首肯,反而取决于特定人物的缺席.为说明问题,姑以其中的末流“剽窃”为例,我们知道,对剽窃者来说,他可能获得的荣誉,必赖被剽窃者的缺席,一旦被剽窃者（或熟悉被剽窃者文字的读者）现身,即有穿帮砸锅之虞,而只要被剽窃者缺席,他的文章让越多的领导、专家读到,这小贼就越得意.余英时先生在为胡适日记所撰的长序《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曾用细密工夫揭出学者罗尔纲关于胡适出行的一次骇人撒谎,文长不引,余先生最后概括道：“罗先生的记忆也不可能坏到这种地步.我不愿意去猜测他的动机,但是我敢断言,这是他想以浓墨刻画出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所以才虚构出这样一篇绘声绘影的绝妙文字来.我不能不佩服他想象力之丰富,但是如果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不幸遗失,罗先生的虚构便将被后人当成实录了.”可见,“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不幸遗失”及世上缺乏余英时这样的较真学者,构成了“罗先生的虚构”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上举梁文道先生的例子里,假如他确是错的,那么,符合作者最大利益的读者分布图是：让我这种外行读到,同时把辉格先生这样的内行排除在外.不才如我,偶尔也遇到一些文章,使我忍不住噗哧一声：让我撞上,算你倒霉.曾读到某海派才女介绍《罗念生全集》的书评,我在一个论坛回帖里写道：“我敢打赌,她在写这篇书评时,没有读过那套书,她只是凭着自己训练有素的点染才华,玩了把‘点到为止’而已.”若遇到我恰好熟知其事的作者撰文撒谎,我一念之仁过后,也可能模仿一种黑道口吻,暗道：“哥们,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但饶是如此,我仍会坚下心来,决意不再读他任何文字,就像我决意不再拜读罗尔纲先生一样,哪怕我久仰他的学术高名,也不例外.